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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超过2亿人饮用氟含量超标的水约8000万人在中国
      
  管水病的治理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,但时至今日仍有上亿人口未摆脱威胁,水病仍是中国地方病治理的一大重点
  在高彦辉办公室外悠长的走廊上,悬挂着多幅全国各类地方病的分布地图,地图上的绿色区域代表已控制病区、红色区域代表未控制病区。多数地图中,红色区域明显多于绿色区域。作为中国疾控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地氟病防治研究所所长,几十年的朝夕相对令他闭上眼睛也能背得出地图上的内容。
  和彩色地图搭配的是黑白色调的病人照片。照片的主角多为老人和儿童,内容几乎一致:呆滞的眼神、残缺的牙齿、畸形的骨头、消瘦的身躯。
  “这就是饮水型氟中毒的典型症状。”高彦辉指着地图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仅这一类地方病就已覆盖全国28个省份的1137个县,受威胁人口高达8728万,相当于四川全省人口总数。
 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公开资料显示,中国目前列入国家重点防治的地方病有7种,分布在全国31个省份,受威胁人口多达4亿。
  不过,情况正在好转。
  国家卫计委在2014年向国务院报送的《全国地方病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中期执行情况报告》显示,饮水型氟中毒、饮水型砷中毒、水源性高碘甲状腺肿三大水病的防治均取得积极进展,其中饮水型氟中毒治理的受益人口已达6600多万。
  尽管如此,高彦辉仍坦言,“任务很重,压力很大。”
  水氟病区:分布最广
  在距离哈尔滨两百公里外的吉林省乾安县,因水致病表现得尤为突出。该县在上世纪60年代曾流行一种儿童牙齿残缺、老人驼背瘫痪的怪病,后被证实是饮水中氟含量超标所致。作为全国较早发现的饮水型氟中毒重病区,乾安高达86%的区域、71%的人口受此影响。
  多年的研究发现,饮水型氟中毒最典型的症状是氟斑牙和氟骨症,病情严重者会出现骨头畸形、瘫痪等症状。也正因此,该病在发现之初曾引发业内震惊,并受到国家高层关注。
  其实,早在乾安发现饮水型氟中毒之前,国内关于这类疾病的记载就已出现。1930年,外国传教士Anderson等人报告了北京、太原附近共计507例牙齿斑釉的调查结果,这是国内已知关于地方性氟中毒(以下简称地氟病)流行病学的最早报道。
  1935年,国内牙科医生周大成在辽宁汤岗子、熊岳、兴城等温泉地区开展氟斑牙调查,发现当地小学生的氟斑牙患病率高达80%以上;1946年,外国人Lyth报告在贵州威宁临近云南昭通的地方有氟中毒病区,氟斑牙检出率为72.3%,有典型氟骨症患者。
 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,国内学者在一些地区开展了地氟病流行病学调查,如医学专家江惠贞报告的北京小汤山2000余人因饮水中氟含量过高导致氟斑牙情况等。
 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,国内地氟病病例报告不断增多,更多的病区也开始被发现。吉林省乾安县就是这一时期被发现并确认为饮水型氟中毒病区的。吉林省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地氟病普查工作,发现11个县市存在地氟病。随后,饮水型氟中毒病区在国内被陆续发现。
  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,大型集中式供水水氟含量不能超过1.0mg/L,小型或分散式供水水氟含量不能超过1.2mg/L。高彦辉所在的全国地方病控制中心曾在2005~2008年对全国范围内尚未实施改水的村进行高氟水筛查,结果发现3.7万多个村水氟含量超标,其中水氟含量大于4mg/L的有2160个村,这类区域也被界定为饮水型氟中毒的重病区。
  “黑龙江吉林有些地方的水氟含量能高达17mg/L,超标16倍。”高彦辉说,随着水氟含量的增加,发病率也随之提高。以氟斑牙为例,水氟含量超过4mg/L时,患病率就会达到70%,甚至达到100%。
  公开资料显示,全球超过2亿人饮用氟含量超标的水,其中约8000万人在中国,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受饮水型氟中毒危害最严重的国家。高彦辉说,中国的饮水型氟中毒病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、松嫩平原、河套平原一带,其中河南因人口众多、区域分布广而病情最严重。
  本刊记者获得的内部资料显示,截至2013年底,饮水型氟中毒病区分布于全国2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1434个村,其中重病区占9%,氟斑牙和氟骨症病人高达2094万。
  饮水型砷中毒:曾被低估
  就在饮水型氟中毒被大规模发现的20年后,相关部门于1980年在新疆奎屯市车排子农垦区发现了饮水型砷中毒病区,这在中国是首次发现。根据当时的资料,该地水砷含量均值为0.75mg/L,砷中毒患病率为46.4%,病区涉及204个生产连队,受威胁人口约14万。
  此后,内蒙古、山西等地也陆续发现饮水型砷中毒病区。按照最新颁布的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(GB5749-2006),饮用水中砷含量不能超过0.01mg/L。而在该标准颁布实施的2007年以前,国内饮用水执行的标准是水砷含量不超过0.05mg/L。也就是说,按照现行标准,当时的很多砷含量合格地区也是超标区。这就意味着中国饮水型砷中毒的病区曾被低估。
  2003年,中国疾控中心与中国地方性砷中毒分布调查协作组联合发布了一份《中国地方性砷中毒分布调查报告》。报告显示,饮水型砷中毒病区分布在全国8省40个县区的1047个村,受影响人口高达234万,高砷暴露人口达52万。其中内蒙古为最严重的饮水型砷中毒病区,受影响人口高达103万,高砷暴露人口达41万,占全国的79%。
  报告还显示,中国水砷含量最高的地区为内蒙古和山西,分别达到1.86mg/L与0.783mg/L。不过,当时执行的是旧版国标0.05mg/L的标准。如果按照0.01mg/L的新标准,当时在高危地区中排名最末的北京顺义地下水砷含量也超标10倍,而排名第一的内蒙古更是超标185倍。
  2005年,中国疾控中心推测,全国有1470万人生活在水砷超标地区,其中560万人生活在高危地区。
  本刊记者获得的内部资料显示,截至2013年底,饮水型砷中毒病区分布在全国13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31个县、病区人口约60万,且在全国14个省发现生活饮用水砷含量超标,受威胁人口约为143万。另外,全国有1960个村为高砷区,受威胁人口达到120万。
  水源性高碘病:8年未变的数字
  与饮水型砷中毒同时被发现的另一类较少进入公众视野的“水病”是水源性高碘甲状腺肿。该病最早于1978年在河北省渤海湾海滨被发现;之后的1979~1986年,医学专家经过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,最终确定这种地方性甲状腺肿的病因是水中碘含量过高。
  按照中国标准,成人每天碘的生理需求量为120~150μg,孕妇或乳母为200~250μg,婴幼儿为20~30μg,儿童为50~80μg,青少年为160~200μg。这些足量的碘通过食物、水进入人体,其中只有少部分为甲状腺摄取,大部分经肾脏排出。一旦碘摄入量过多就会引发甲状腺肿大。
  2005年,相关部门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水源性高碘病区调查。结果显示,全国有129个县的734个乡镇为病区,其中水碘含量在150~300μg/L的地区有488个乡镇、水碘含量超过300μg/L的地区有246个乡镇,总共受影响人口达到3098万。
  而本刊记者获得的最新数据显示,目前中国水源性高碘甲状腺肿病区仍分布在9个省的115个县,受威胁人口约3000万,这一数字与8年前相差无几。
  水病治理:资金和管理是关键
  水病的治理与发现几乎同步。
  1964年,乾安打成国内第一眼防氟改水井,尝试通过改水的方式治理氟中毒。改水也自此成为“水病”防治最有效、应用范围最广的治理手法,沿用至今。
  1977年,党中央把地氟病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防治地方病,不仅要求各地查明饮水型地氟病病区分布范围和病情状况,而且确定了以改水降氟为主的防病措施。
  2000年以后国家开始逐渐加大对水病防治的资金投入。2001年,当时的卫生部、国家发改委、水利部等部门利用国债资金设立地方性氟(砷)中毒改水项目,共投入8.5亿元资金解决西部8省及吉林、山西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氟砷病区居民饮水问题,使371.63万人受益。
  2005年,国家正式启动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地方病防治项目,每年投入数亿元对包括三大水病在内的地方病进行治理,内容包括病情调查、防治措施落实、病人治疗、健康教育、人员培训等多方面。
  “十一五”期间,国家投资了1053亿元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项目,重点解决了水氟含量大于2mg/L、砷含量大于0.05mg/L的氟砷超标地区的农村安全饮水问题;“十二五”期间,国家继续投资1555亿元,解决2.9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,其中就包括所有地方性氟中毒病区。
  尽管如此,对于地方政府而言,水病治理仍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境。以乾安为例,一口改水井的初期投资(包括打井、管道铺设)最高达110万元,最低也需20万元,平均每口改水井需投资40万~50万元。
  按照王成海的说法,这笔资金中有70%来自中央饮水安全专项资金,其余的30%由省级政府和群众自筹。但从他提供给本刊记者的一份改水工程投资报告不难看出,资金分配不均的情况非常普遍。该县奈字井改水工程总投资59.23万元,其中中央拨付18.1万元,省级拨付22.34万元,群众自筹18.79万元。
  在高彦辉看来,这是各地面临的一个普遍现状,“严重的病区大多也是贫困地区,基层政府根本无力进行地方病防控,只能依靠上级拨款进行改水,更别说群众自己出钱改水了。”
  他举例说,山西某地国家投资建了改水工程,管道也铺设到了村口,但就是进不了每家每户,“因为到各家的管道要村民自己掏钱铺设,而村民没钱。”
  更令人费解的是,某些地方为了一己私利,竟然企图利用病情骗取国家资金。高彦辉说,河南某县属于病区,经过多年治理已取得良好成效,但在上报时却刻意夸大病情。当地疾控中心负责人表示县里领导要求这么写,以争取中央资金,后来在该负责人坚持下才被改正。
  一位要求匿名的地方病研究专家告诉本刊记者,水病防控另一个为人诟病的地方是多部门分工带来的混乱。按照中央部署,卫计委、水利部、财政部、发改委分别负责改水工程的前期调查、选址施工、财政拨付、项目审批。
  这个体系中,理应在水病防控体系中扮演“前锋”角色的卫生部门并不占据主动权,只能被动配合——改水工程中最关键的选址和施工也不是由专业的地质部门负责,而是由水利部门负责。
  “水利部门对于水质的好坏完全没有把握,打出来的井往往是不合格的。”上述专家说,把原本应该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改水工程交由几个部门负责,不仅不会提高改水效率,反而给防控工作带来麻烦。
  形势依然严峻
  经过50年的治理,水病防治形势已有大的改观。《全国地方病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中期执行情况报告》显示,北京、内蒙古两地因实施改水,已不存在水源地高碘病区;饮水型氟中毒的病区改水率达到82.3%,比“十一五”增加了7个百分点,受益人口增加了790万;而饮水型砷中毒病区改水率更是高达93.6%。
  但同样的数据也反映出水病治理依然面临严峻形势。本刊记者获得的内部资料显示,分布于全国9省份115个县的水源性高碘病区中,有7个省份109个县尚未开展专项降碘改水工程,占病区总数的95%,受威胁人口仍然高达3000万左右。
  “降碘改水是防治水源性高碘甲状腺肿的最有效方法,但有些地方并不采用这种方法,而是推广治理成本更低的无碘盐。”前述专家说,仅仅依靠食用无碘盐并不能完全治理该病,“因为人体每天水的需求量远远高于盐的需求量。”
  2012年的检测结果显示,山东、天津两省市无碘盐使用率在90%以上的县均有高碘性甲状腺肿病例发生,其中8~10岁儿童甲状腺肿大患病率分别达到10.4%和10.2%。即使是那些推广无碘盐的省份,推广力度也不理想。
  以水源性高碘病区最多的山东和河北为例,山东2011年无碘盐使用率90%以上的病区县有36个,占总病区比例为94.7%,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30个,比例也只达到78.9%,数字不升反降;河北2011年无碘盐使用率90%以上的病区县为18个,占总病区比例仅为60%,尽管这一数字在2012年上升到76.7%,但比例仍然过低。
  更严重的天津,2011年无碘盐使用率90%以上的病区县占到50%,2012年已经下降到零。即使是防治时间较长的饮水型氟中毒和饮水型砷中毒情况也不理想。内部资料显示,截至2012年底,水氟病区改水工程的正常使用率仅为87.52%,尚未达到《全国地方病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要求的90%以上的正常使用率。
  内蒙古、黑龙江、吉林、云南、宁夏5个病区改水率在80%~90%的省区,改水工程正常运转率仅在66.39%~87.40%之间,饮水型氟中毒的重病区河南改水率只有64.58%,正常使用率也只有73.83%。
  而饮水型砷中毒病区在2011~2012年新增的43个改水村中,改水工程正常使用率仅有67.44%。“跟十一五相比有了改观,但还远远不够。”上述专家说,有些地方改了水,但没有发挥任何作用。
  当然,也有一些地区并不适合改水。高彦辉说,以河北、天津、山东为代表的华北地区原本以地表水为水源,现在转而用地下水为水源,但地下水都是高氟水,“基本打一口井出一个病区,那当地就只能利用后期的水处理工艺来降低氟含量。”
  即使是像乾安这样已实现100%改水的地方,因某些地区水氟含量回升也需上马水处理工艺,目前该县的多个村子都已上马简单的自来水处理工艺。外界普遍认为,随着“十二五”期间国家在农村地区推广自来水,这些地区的水病防治形势会更加乐观。
  “水病的治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,千万不能松懈。”上述专家说,因水病多为慢性病,影响时间较长,“某些地方并未真正意识到其危害,在治理上并没有足够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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